5月3日，2025年 Logos 国际论坛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该论坛由香港浸会大学文学及社会科学院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发起，旨在鼓励基督徒建立以信仰为根基的整全世界观，超越“神圣”与“世俗”的观念性分割，将信仰融入生活的各个层面。
本届论坛围绕四项主要议题展开讨论：“信仰与中国文化”“信仰与精神健康”“信仰与职场”以及“信仰与科学”。在上午举行的“信仰与中国文化”论坛中，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唐文明教授与中华福音神学院前院长周学信教授，以“君子与信徒——两种理想人格的对话”为题分别发表演讲并展开对谈。
周学信教授首先系统阐释了儒家“君子”的理想人格。
第一，君子是一位自觉而坚定的道德实践者，具体体现仁、义、礼等核心德性。周教授援引《论语》中的话说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第二，君子被视为天命的承担者和体现者，也是天地秩序与社会和谐的自觉维护者。
第三，君子终其一生致力于全面的自我修养，追求道德与才智的完整发展。“君子不器”意味着，君子不能像器物一样只具备单一用途，也不应被局限于某种职能或身份，而应形成完整、通达而多方面发展的品格。
第四，君子承担着继承和传扬优秀文化与道德传统的责任，需要不断学习和反思。孔子特别强调“学”与“思”二者不可偏废。
第五，君子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渐进道路，由个人德性的养成逐步扩展至家庭、国家与天下，成为维系社会秩序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最后，君子是中庸之道的坚定践行者，在各种处境中追求平衡、适度与恰如其分。
随后，周教授转向基督教传统，讨论“信徒”这一概念。他指出，《新约》更常使用的称谓其实是“门徒”。宗教改革特别强调“信心”之后，“信徒”一词才获得更加突出的地位。
基督徒理想人格的核心，在于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是“效法基督”。这一理想鲜明地体现在两部重要的灵修著作中：一部是15世纪托马斯·厄·肯培的经典著作《效法基督》；另一部是20世纪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的《追随基督》，该书也常译为《作门徒的代价》。其德文原名 Nachfolge 的本义就是“追随”，要求信徒以彻底并甘愿付上代价的方式跟随耶稣。
谈及这一理想人格的神学基础，周教授解释说，按照基督教教义，人原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受造的（《创世记》1章26至28节）。然而，人后来从原初的恩典状态中堕落，由此形成了“原罪”教义；奥古斯丁对这一教义作出了最为系统的阐释。
在此基础上，部分神学传统，尤其是加尔文主义，进一步提出“全然败坏”的观念，强调堕落之后的人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获得救恩。然而，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能够带来生命的更新与转化。信徒因此蒙召：
“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4章22至24节）
周教授进一步说明，信心并不是单一层面的观念，而是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传统上常以三个拉丁文词语表达。
第一个是 notitia，即信心的认知层面，指人对信仰内容及信仰对象的认识。
第二个是 assensus，即理性上的认同或个人的接受，意味着承认有关基督及其救恩的真理。
第三个是 fiducia，即意志层面的信靠，指人从内心依靠上帝，并将自己的生命委身于祂。
周教授还谈到宗教改革的核心教义“因信称义”。这一教义强调，人因信靠基督而被上帝称为义，基督的义也由此归算给信徒。他同时援引潘霍华的思想指出，真实的信心与实际的顺服不可分割。
在属灵实践方面，周教授提到早期教会的 askesis，即严格的操练与训练；也谈到保罗以运动员训练身体作为属灵追求的比喻（《哥林多前书》9章25至27节），以及依纳爵·罗耀拉所发展出的系统性属灵操练。
演讲最后，周教授谈及基督教神学对“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的区分。特殊启示主要指上帝通过《圣经》向人显明自己；普遍启示则指上帝通过受造世界、人的良知以及其他文化传统中的智慧彰显自己，儒家经典也可纳入这一对话视野。
历史上曾有学者尝试会通这两种传统。周教授以谢扶雅为例，提到他先后提出的“君子基督徒”与“基督徒君子”等观念，展现了其不断发展的耶儒会通思想。
周教授之后，唐文明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庸》的‘应天三德’”的演讲。他表示，希望通过对《中庸》的文本诠释，为相关研究提出一种不同的理论进路。其演讲的核心，是他所概括的“应天三德”，亦即人在侍奉和回应天道的过程中所体现的三种德性。
第一种德性是“诚”，其相应的实践工夫是“思诚”。
唐教授援引《中庸》中的名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他将“诚”解释为天自身的一项根本属性，而人对“诚”的追求则主要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敬天、知天。君子对天命怀有敬畏之心，这也构成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君子有所敬畏，因而能够形成道德上的自觉与约束；小人则缺乏这种敬畏和限制。
第二个层面是“诚身”，即使天道之诚在人的生命中得到真实实现。唐教授以“回忆”来说明这一过程：人向内返回自己受之于天的原初本性，由此重新与生命的终极本源相连接，并确认自己能够“与天地参”，参与天地的化育。
他同时指出，这一观念与《孟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说法彼此呼应。
第二种德性是“和”，其相应的境界是“中和”。
一方面，人需要敬守自身的本性，持守“中”的状态，也就是喜、怒、哀、乐等情感尚未发动时的内在中正。另一方面，当这些情感发出时，人又应当加以适切的调节，使之“发而皆中节”；这便是“和”。
唐教授还援引《礼记·乐记》等经典中的思想，指出古代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通过礼乐使天地秩序与社会秩序相互贯通。
第三种德性是“仁”，其相应的实践是“为仁”。
在这一问题上，唐教授主要采用宋代儒者，尤其是朱熹的解释。在这一思想传统中，“仁”并不只是一种处理社会关系的道德品质，而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创生、养育万物，使生命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与创造性的爱。
因此，人在自身生命中实践“仁”，就是效法并体现天地生生不息、持续创造和养育万物的爱。
随后，唐教授将这些概念整合为《中庸》德性思想中的一套系统性、层级性结构。
最高层次是“应天三德”，使人直接与具有超越意义的“天”建立联系。
中间层次则以“仁”为核心，呈现内在于人性之中的基本德性。
在具体实践层次，这些内在德性又通过“知、仁、勇”三种“天下之达德”，落实于人的日常生活与具体行动之中。
唐教授总结说，这套以“仁”为核心、由仁生发善行的德性体系，与基督教伦理具有相似之处：在基督教伦理中，“爱”同样处于中心地位，并由此生发出具体的善行。
两位学者发表演讲后，论坛进入了活跃的对谈环节。其中一个受到重点关注的共同主题是“效法”。
周教授讨论了基督徒对基督的效法，唐教授则强调君子对天地的效法。与会者请周教授进一步说明，基督教的“信心”与儒家的“诚”和“敬”之间，可能存在哪些区别与共同点。
回应这一问题时，周教授再次强调了“效法基督”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核心地位，也重申信心包含认知、认同和委身等多个层面。
他同时承认，儒家“效法天地”的观念与基督教思想之间存在重要的共同空间。他将这种可能性与基督教的“普遍启示”联系起来，并以教宗方济各有关生态与受造世界的通谕《愿祢受赞颂》为当代例证，说明基督教同样对受造世界怀有深切关怀。
唐教授随后补充说，儒家传统不仅强调“效法天地”，也高度重视“效法圣人”，因为圣人本身就是天道的卓越追随者和阐释者。
接着，他就基督教的“堕落”与“全然败坏”教义向周教授提出问题：如果人里面的“上帝形象”已经被彻底败坏或完全丧失，那么，这个人如何还能在根本意义上继续被称为人？
周教授解释说，基督教主流神学通常认为，人里面的“上帝形象”虽然因堕落而受到严重玷污、损伤和扭曲，却并未被完全抹除或消灭。
他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的神学立场。某些加尔文主义观点强调，如果没有上帝预先的拣选和恩典，人便无力回应上帝的呼召；阿民念主义则往往诉诸“先行恩典”这一概念。
按照后一种观点，上帝将一定程度的先行恩典赐给所有堕落的人，使他们原本受到罪损害的能力得到一定恢复，从而能够感知并回应上帝发出的救恩呼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