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瑞士的白德培（Tobias Brandner）于1996年随巴色会来到香港。截至受访时，他已在香港生活29年。最初，他担任监狱牧师；如今，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任教。与此同时，他也长期参与教会和社会服务，接触过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包括无家可归者、居住在劣质住房中的人、毒品贩运者，也包括富裕阶层以及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
在广泛接触香港不同人群的基础上，白德培于2023年出版了《香港这座城市中的基督徒》（Christians in the City of Hong Kong），试图为这座城市中的基督徒群体描绘一幅整体肖像。在接受《中国基督教日报》（China Christian Daily）独家专访时，他介绍了这本书，并谈及香港基督教的多元面貌。
中国基督教日报：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
白德培：这本书描绘了香港基督徒的整体面貌，包括不同宗派的多样性、基督徒如何参与社会——主要通过教育和社会服务——以及他们如何参与文化生活、服务社区，并介入政治变迁。
这本书最终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香港神学？”我们认为，一切神学都是地方神学，也就是说，神学是我们的信仰受到所处环境塑造之后形成的表达。
中国基督教日报：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白德培：这本书属于一个以“全球城市中的基督教”为主题的系列。这个系列从各大洲选取城市进行研究。我得知这个出版项目后，强烈感到香港也应当被纳入其中。香港是一座伟大而独特的城市，对我而言也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我曾鼓励其他人提交选题方案，但始终没有成功。后来，在新冠疫情期间的一次隔离中，凌晨两点，我突然得到灵感，决定自己来写。
作为一个在香港生活了近30年的非华人，我所处的位置相当独特：我不能算完全的本地人，却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外国人。这使我能够把多年来的个人交往、我对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热爱，与自己所接受的学术训练结合起来。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我在香港生活的一份生命见证。
中国基督教日报：什么是香港的地方神学？
白德培：神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隐性神学，我也称之为“生活出来的神学”；另一种是显性神学。
隐性神学体现在教会的管理和组织方式之中。例如，一个重要的意象是“教会如家庭”。受到儒家家庭观念的塑造，香港教会往往带有父权色彩，等级结构也较为明显，并且十分强调顺服。
另一个例子是，香港人普遍具有较强的商业思维，他们也会把这种思维带入基督教处境之中。香港基督徒在实践信仰时，往往也带着某种商业化的进取意识，希望教会不断增长、扩大，并取得更大的成功。
香港的显性神学则包括后殖民神学和汉语基督教神学。
后殖民神学关注神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殖民制度的塑造。香港具有独特的治理结构，其法律制度也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例如对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重视。香港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混杂性”：他们是中国人，但在许多方面又具有西方特征，因此能够成为连接东方与西方的桥梁。
另一种是汉语基督教神学。位于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内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致力于在中国语境中推动西方神学，同时也把中国神学介绍到西方语境中，并以这种双向交流为基础开展研究。在这里，香港同样发挥着桥梁作用。
中国基督教日报：这本书面向哪些读者？出版后得到了怎样的反馈？
白德培：我心目中的读者是普通人，而不是专业学者。虽然这本书由布鲁姆斯伯里学术出版社出版，属于学术著作，但我希望以一种能够吸引普通读者的方式来写作，无论他们是否是基督徒。
我收到了许多积极反馈，甚至一些神学立场与我非常不同的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我本人是一名非常重视普世合一的基督徒，也可以说，我在灵性上持较为进步的立场。
我认为，基督信仰可以拥有多种正当的表达方式，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形式。我逐渐学会欣赏不同的传统。例如，我本人并不是五旬节派信徒，但我学会了欣赏五旬节派和灵恩派基督教，也看到了它们对整个基督教运动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基督教日报：如果请您向外国人介绍香港的基督教，您会如何描述？
白德培：首先，我会说香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这里的人充满热情、勤奋工作，同时也十分懂得享受生活。这座城市美丽而独特：一方面拥有密集而充满活力的都市生活，另一方面又拥有山野、海洋等自然景观。这里的生活极其便利，城市运行也很有秩序。
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很欣赏香港许多基督徒认真对待信仰的态度。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实践信仰，也愿意付出和分享，包括在经济上支持其他基督徒、宣教工作和教会的社会服务。
与这些人一同工作，并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香港基督徒愿意支持许多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事工和倡议。
中国基督教日报：您能否为我们勾勒一幅香港基督教的整体图景？
白德培：基督教在香港构成一个“认知意义上的少数群体”，基督徒大约占总人口的15%至20%。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有基督徒，而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基督徒尤其常见。
香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广泛参与教育和社会服务。香港将近一半的学校由基督教教会或相关机构管理。这些学校不仅教授一般学科，也传递尊重、爱和诚实等属灵价值，同时在学生与教会之间建立联系。
基督徒也深入参与社会工作，包括戒毒服务、帮助露宿者，以及公共倡议等。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团体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该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活跃，致力于改善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把推动社会改变视为上帝追求公义之使命的一部分。这个基督教社会组织通过公共倡议，为香港社会的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基督教日报：让我们进一步进入这本书。第一章讨论的是“空间”。您为什么从空间开始？
白德培：我认为，基督教在物质空间中的存在方式本身就在讲述一个故事。
香港是一座人口和建筑高度密集的城市，不可能每间教会都拥有独立的教堂建筑。因此，许多教会设在住宅楼或商业大厦的二楼至七楼之间，有些甚至设在二十楼。这呈现了香港基督教的独特性。这一章也讨论拥有独立建筑的教堂，其中一些采用了非常中国化和处境化的建筑设计。
这一章还讨论金钱所扮演的角色。奉献在香港教会中非常重要，也使许多教会具备较强的韧性和自我支持能力。这与信徒把教会理解为一个家庭有关。在家庭中，人们彼此分享、互相支持。基督徒把这种团结和互助延伸到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因此，十一奉献和其他形式的奉献在香港教会中都相当普遍。
中国基督教日报：第二章讨论香港的教会。您认为香港大多数教会属于福音派，也有一些属于五旬节派。这与首尔或新加坡的教会情况有所不同。您能否概括介绍香港的教会？
白德培：我把香港教会分为三类：普世合一教会——通常也是历史较为悠久的教会——福音派教会，以及五旬节派和灵恩派教会。
从数量来看，福音派教会规模最大，包括浸信会、宣道会和播道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新加坡或首尔相比，香港的巨型教会较少。这可能与“教会如家庭”的模式有关。人们更喜欢规模较小的群体，因为在这样的群体中，成员能够彼此认识、互相关怀。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尽管五旬节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增长，香港规模最大的教会却仍然属于福音派。我的解释是，这与华人社会深厚的儒家文化背景有关。
我们可以把福音派理解为某种“基督教化的儒家形态”：它更加注重秩序，强调教导、学习和权威。与此相对，有些人则把五旬节派称为“基督教化的萨满教或道教形态”，其秩序性相对较弱，却更强调超自然事件和经验。
中国基督教日报：您在书中也谈到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香港基督教的影响。您认为香港教会需要作出调整，还是说，这些现象只是基督教处境化的表现？
白德培：我不希望轻易作出价值判断。在各种基督教形态中，我都观察到了长处和局限。不过我确实认为，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也存在一些值得警惕的方面。
例如，许多年轻人正在离开基督教，因为他们认为教会现有的形态过度强调教导，以及对主任牧师权威的顺服。
我的一位同事发现，一些年轻人正在从本地华语教会转向国际教会。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使用英语，而是因为国际教会的氛围有所不同。那里的牧师通常更容易接近，人们可以直接称呼他为“Bill”或“John”，而不是总以“牧师”这样的正式头衔称呼他。正式头衔会在人与人之间制造距离。
因此，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福音派教会——尤其是较为保守的福音派教会——确实存在某种形式主义。主任牧师所拥有的权威结构，也正受到当代部分年轻人的质疑。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批评，但首先，它是对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的观察。
中国基督教日报：您在2025年1月的一次讲座中提到，香港有超过150间国际教会。您能否大致介绍这些教会？
白德培：根据我的研究，香港大约有150间非华语教会。其中包括韩语教会、菲律宾语教会——主要由来自菲律宾的外来劳工组成——印度尼西亚语教会、德语教会和日语教会等，几乎各种语言和族群的教会都有。当然，香港也有许多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际教会。
此外，香港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尼泊尔教会，以及大约15间由非洲牧者建立的教会。一些重要的国际教会，例如 The Vine 和 Island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运作十分成熟，也拥有优秀的讲员。
我们看到许多本地年轻人开始参加这些教会，或许是因为他们对本地教会的形式主义感到不满。这种情况也反映了香港本地人的“混杂身份”：他们处在东方与西方之间。
中国基督教日报：在后面的章节中，您讨论了香港基督徒的社会参与。他们具体通过哪些方式参与社会？
白德培：香港基督徒广泛参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也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包括慈善服务、个人个案工作、辅导，以及倡导社会和公共政策的改变。基督徒在各个层面都有参与。
基督教团体管理着香港大约一半的学校。这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许多人最终没有归信基督教，基督教仍然通过学校成为他们熟悉的社会存在。
在香港基督徒的社会参与中，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过去能够成功地与政府协商，在合作与批判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
传统上，一些社会服务事工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愿意为这些机构提供资金，因为它们承担了社会所需要的服务，而政府也乐于看到有人开展这些工作。例如，戒毒显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需要。许多基督教社会组织承担了这项工作，而且他们的成效可能优于许多非宗教组织，因为信仰在戒毒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他许多社会服务领域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这种合作并没有妨碍基督徒提出批判性意见，也没有阻止他们介入公共讨论，呼吁通过结构性政策改革改善贫困群体的处境。
这种双重策略过去取得了很大成功。面对香港近年来的政治和结构性变化，基督教机构正在重新调整自身的工作方式。我认为，它们目前相当成功地处理着这一调整过程。
中国基督教日报：香港教会为全球宣教作出了哪些贡献？
白德培：香港人一直非常慷慨。香港教会支持了大约700名宣教士前往世界各地。
传统上，中国内地一直是香港教会最主要的宣教地区，尽管相关活动有时处于法律上的灰色地带。过去几年，香港教会的宣教方向逐渐变得多元。如今，宣教士最主要的目的地包括泰国、柬埔寨和日本；与此同时，中东、非洲以及其他地区也都有来自香港的宣教士。
中国基督教日报：您认为香港教会目前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白德培：第一个挑战无疑是2020年以来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参与社会运动的基督徒必须寻找不同的方式来适应新的处境。中央政府正在香港发挥更加积极、也更加可见的作用。
另一个挑战是移民潮。许多积极参与教会生活的信徒已经离开香港。
因此，未来的一项重要机遇和挑战，是接触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的新居民。如何与这些新居民建立联系，并借此为香港的基督徒群体注入新的活力，将是一项重大挑战。
中国基督教日报：香港教会与中国内地之间有怎样的互动？
白德培：这种互动一直都在持续。香港教会曾经在支持中国内地基督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协助建设教堂、提供神学教育，以及开展基层培训。
我认识许多香港牧师。过去，他们会定期前往内地，有时停留一两个星期，有时甚至只去两天。他们会在基层培训中心的课堂里，为基层教会同工授课，帮助他们学习圣经、教会管理，以及如何建立一间健康、运作良好并充满活力的教会。
我认为这些交往仍将继续。但在监管更加严格的情况下，相关联系可能需要以更加低调、审慎的方式开展。
当然，双方也存在较为正式的交往。例如，香港教会领袖会前往上海、南京或其他地方，与内地教会的高层领袖会面，有时也会拜访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
中国基督教日报：您有什么话想对中国内地的基督徒说？
白德培：无论是官方三自教会中的基督徒，还是家庭教会中的基督徒，都让我深受感动，也令我心怀感恩。我相信，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弟兄姐妹。
在艰难的处境中，我们可以表现出坚韧，持守自己的信仰。基督信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使我们能够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彼此连接。这种连接超越国家身份、族群归属和政治立场。
当今世界存在许多冲突，其中不少源于民族主义。我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成为超越国家利益的和平缔造者，并始终记得：从根本上说，我们首先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
中国基督教日报：最后一个问题与您的监狱事工有关。这似乎是一项非常特别的工作。
白德培：监狱牧养事工是英国传统的一部分。在英国的制度传统中，监狱牧师是一种常见的设置。作为监狱牧师，我持有特殊许可，可以进入监狱开展工作。
我接触监狱中的所有人，无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信奉佛教，还是持有其他信仰。我努力向他们呈现基督所教导的宽恕力量，并告诉他们，我们所有人都是需要得到赦免的罪人。
我会对他们说：“无论你有怎样的背景，你仍然是上帝所爱的孩子。上帝关心你，也绝不会放弃你。”
我努力在监狱环境中传递这份爱的信息。我确实认为，这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事工，而我也对这项事工怀有极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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