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我们一行六人分别从南京和上海出发，前往杭州，参观了司徒雷登故居、天水堂，并前往杭州半山安贤园拜望司徒雷登先生。一路上，我们聆听讲解，也彼此交流分享。世光是一位文字事工服侍者，下文是他在活动结束之后所作。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中，鲜有历史人物如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一般，大众对其的认知往往被厚重的历史尘埃和特定历史时期的单向评价掩盖。然而，当我们拨开重重迷雾、重新审视司徒雷登，我们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奔走的桥梁式人物，更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深深敬重、认同与体恤的“异乡的中国人”。
司徒雷登确实是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深深浸润于中国文化、并对这一文化怀抱真诚敬意与热爱的异乡人。他曾自称“一个中国人更甚于一个美国人”，这不是客气的外交辞令，而是他一生实践的脚注。
对于中国教会的牧者、传道人而言，司徒雷登的中国文化观具有特殊的相关性。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的历史长廊中，中国教会经历过从“礼仪之争”的激烈对抗到“本色化运动”的积极探索。司徒雷登以他独有的生命经历和文化视野，开辟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服事中没有文化优越感的傲慢，而是以道成肉身的谦卑，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中。
01.
生于斯，长于斯：融入血液的文化亲近
“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我出生在杭州，除了最初的几年，我在中国度过了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这是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中的自白。这种对中国的认同，并非出于客气和恭维，更不是一种伪装出来的传教策略，而是源于他生命最初的底色。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浙江杭州天水堂的传教士住宅中，他的父母斯图尔特夫妇均为美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他的父亲中文常用名为司徒尔。为了感谢美国南长老会执行干事约翰·雷登·威尔逊博士对他们的帮助，他们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起名为约翰·雷登，而姓氏只取父亲英文姓氏Stuart（中译“斯图尔特”）音译的前两个字“司徒”，恰巧“司徒”也是一个中国姓氏。于是这个小男孩也就有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司徒雷登。此时的斯图尔特夫妇大概不会想到，这个名叫司徒雷登的小男孩的一生都会和中国深度绑定在一起。
对斯图尔特夫妇来说，中国是他们刻意选择的宣教地，可是对司徒雷登来说，中国却是他天然的家园。他的童年记忆不是西方的机器轰鸣和摩天大楼，而是江南的烟雨水乡、油纸伞、青石板路以及操着纯正杭州话的街坊邻里。
司徒雷登生在杭州、长在杭州，从小带他的奶妈满嘴杭州话，因此他学会的第一种语言就是杭州话，牙牙学语，即操杭音，然后才逐渐掌握英语和官话等语言。杭州话里有“耍子儿”的说法，就是“出去玩”的意思。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日后的一名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而且还是一个“洋人”，小时候经常跑到街坊邻居家门口，和小伙伴们说“耍子儿”。
那些春节的筵席与社戏、元宵的灯笼与美食、西湖上盛放的花灯与水榭，点点滴滴都印刻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历久弥新。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生活被限定在教区附近，但特定生活场景，比如过年时候吃年夜饭、正月十五看花灯、划舟游西湖等百姓习俗仍然历历在目。”
这段童年时期的文化浸润，塑造了司徒雷登对中国文化最深层的情感联结。这种联结不是学术研究培养出来的后天理性认同，也不是传教策略催生出的文化适应，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天然生命经验、一种如呼吸般自然的归属感。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甚至就连思维方式，也沾染了中国江南一带人们的那种温婉与韧性。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腐朽的封建王朝末期，积弱积贫已久，而当时的欧美国家却蒸蒸日上，因此许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常常带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甚至不少人都将中国文化视为需要被彻底清除的“异教遗风”。但司徒雷登不同，他从小就与中国人一起生活，深知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一套维系了数千年的道德伦理。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庭的看重、对天道的敬畏以及对仁义礼智信等等的追求。对于今天的牧者而言，司徒雷登的童年与成长轨迹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启示：真正的服事，始于真正的认同。我们不能带着一种“天外来客”的高姿态去传讲福音，而是要深谙我们服事群体的文化语境。
到1887年时，斯图尔特夫妇已经在中国服事了13年，根据美南长老会的相关规定，他们享有为期一年的回国休假期。于是司徒雷登兄弟四人跟随父母第一次踏上了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在他下面还有三个弟弟。这个时候，司徒雷登十一岁。
司徒雷登的第一次回国之旅并不美好。
司徒雷登后来回忆，回国途中海船上的女服务员说，我们（司徒雷登和他的三个弟弟）是她所见过的最无知的孩子，许多别的孩子认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却一无所知。
回到美国的斯图尔特夫妇有许多事情要做，尤其是需前往各地教会进行巡回演讲，以激发这些教会对海外差传的负担。司徒雷登虽然回到了美国，但却仍被父母要求穿着中国服装、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赞美诗等等，以此作为向美国教会和信徒展示“中国工场”的活招牌。正因如此，司徒雷登受尽了同学的嘲笑和愚弄和排斥，被同学们视为异类。少年的司徒雷登当然不会喜欢这样的经历，但这段他被同学排斥的经历恰恰说明，他在很小的时候便已经深深烙上了中国的印记。
一年休假期期满后，1888年秋天，斯图尔特夫妇带着两个小儿子回到中国杭州，而司徒雷登和他的大弟弟戴维则继续留在美国学习。他在美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文化调整期，直到十六岁起才逐渐摆脱这种“中国特殊印记”，成为一个“正常的美国男孩”。然而，司徒雷登将会用他的一生来证明：这种“中国特殊印记”只是暂时隐藏起来，童年的记忆和情感绝不会轻易消退。
1904年底，司徒雷登携新婚妻子艾琳抵达杭州，开始了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在华生涯。他不仅精通中国语言，更深切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这一文化基因为他日后在中国开展的教育事业和信仰实践，奠定了迥异于同时代许多传教士的基础。
02.
孔孟之道与基督之道：一种独特的文化神学
如果说司徒雷登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根植于他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那么他对中国文化在思想层面的深刻认同，则集中体现在他对儒家经典的悉心研读与独特诠释上。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同时期许多将中国文化视为纯粹“异教文化”“落后文化”的传教士，发展出了一种近乎于“文化神学”的全新框架。
在研习中国文化的漫长过程中，儒家典籍是司徒雷登钻研的核心。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坦率阐明，中国文化让他“心存敬仰”，而且这种敬仰深刻塑造了他品性中“宽容忍让”的维度。他遍读中国经典。在众多思想家中，最令他倾心的是孟子和王阳明。
孟子身上那种为民请命的浩然正气、对暴政的严厉批判、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与圣经中上帝眷顾穷人、扶助弱者的基督教信仰传统形成了深刻的共鸣。司徒雷登在孟子的思想中辨识出一种可以被描述为“民主精神”的社会学说。他曾经提及孟子对一个宁愿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乞丐的赞赏，原文出自《孟子·告子上》：“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对于司徒雷登而言，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对人的尊严的深刻肯定——即便是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面前，一个乞丐依然可以选择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如果说孟子代表了儒家思想中的社会关怀和民主精神，那么王阳明则代表了儒家思想中注重内省和心性修养的传统。司徒雷登对陆王心学的偏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源于其与基督教灵修传统中重视内在生命和道德自觉的共鸣。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的外向路径，陆王心学强调“致良知”的内向路径，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儒家思想核心的两个重要维度。
正是基于对这些中国经典思想的深刻理解，司徒雷登形成了他独特的传教哲学，这种传教哲学与当时许多来华传教士的思想大为不同。晚清以来的许多西方来华传教士带着“破除异教偶像”的文化优越感，将儒家视为必须被铲除的敌人。但司徒雷登认为，基督教来到中国不是为了“摧毁”，而是为了“成全”。这种深刻的洞察力来自他对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精准把握。他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想要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绝不能煽动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祖先崇拜，否则定会适得其反，后果不堪设想。”祖先崇拜在中国社会中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更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基石。如果传教士粗暴地要求中国人放弃祖先崇拜，无异于要求他们切断与自己家族、历史和文化的生命纽带。
司徒雷登的努力指向一个更深远的目标：寻找打通基督教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的钥匙。他将孔子的“仁”与基督的“爱”相提并论。虽然他并没有系统地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神学体系，但却在实践层面和思想层面上开辟了一条极富启发性的路径。在他和陈金镛合著的《圣教布道近史》一书中，他将这一思路推向了更成熟的表达。他借用儒家的“大同主义”来描述基督教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儒家追求的“世界大同”，正是基督教信仰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从神学立场上说，司徒雷登属于自由派阵营，甚至是当时中国教会中整个自由派阵营的代表。对于他的神学立场，我们当然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但无论我们是否认同，他在“宣教方法论”和“文化道成肉身”等方面的实践，依然是对今天的中国教会具有价值的提醒。
保守派认为司徒雷登的方式是“神学上的混合主义”“自由派神学”。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司徒雷登并不受很多保守派传教士待见。许多持保守神学立场的传教士（尤其是内地会等强调直接布道的宗派）对司徒雷登表现出强烈的抵触，甚至公开抨击。但是对司徒雷登而言，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文化中已然存在的高贵价值，绝不应该成为福音的敌人，而应成为福音的“预备”甚至帮助。
他认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对自我修养的追求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不仅不是福音的障碍，反而是极高贵的道德土壤。近代以来，传教士们已经用大量的传教实践证明：在缺乏道德底蕴的地方传扬福音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而儒家的伦理恰恰为基督教的牺牲、博爱等教义提供了现成的文化语汇和理解基础。
司徒雷登之所以努力研读儒家经典，并不是为了成为儒学家，而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如何用中国人能听懂的思想语言在中国表达和传扬基督教？
03.
创办燕京大学：将文化尊重注入教育实践
司徒雷登不仅是这种思想的倡导者，更是为其提供制度性庇护的实践者。
1919年，司徒雷登受命将北京以及周边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组建为燕京大学，并出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从那一刻起，直到1949年离开中国，他将他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了这所大学。当他接手时，学校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内部派系林立，各差会之间矛盾重重。学校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名称和统一的校址都没有，曾一度暂用“北京大学”的英文名——Peking University，这与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产生了严重的名称冲突。同时，学校也面临着巨大的财务赤字。为此，他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先后十次奔波于太平洋两岸为燕京大学筹款。
司徒雷登在接手和筹建燕京大学时，就确立了一个核心办学理念：“使其成为一所基督教的，但必须是彻底中国化的大学”。他强烈反对教会学校仅仅作为狭隘意义上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工具。他认为，优秀的中国大学必须深深扎根于本国的文化土壤。经过大量努力，他将燕京大学打造成了当时整个中国探索“儒家与基督教对话”的中心。
司徒雷登极力推崇并于1929年任命为燕京大学首任华人校长的吴雷川（前清翰林、著名学者），就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吴雷川致力于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与基督教相通的救世精神，主张保留中国士大夫的高贵品格，同时注入基督教的入世服务精神。
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这一路线的代表。他致力于剥离西方神学中浓厚的“西方文化外衣”，尝试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来重新阐释基督教教义，这与司徒雷登“让高贵价值成为福音帮助”的理念高度契合。
作为一名“洋人”校长，司徒雷登却极度重视国学教育。不仅在燕京大学高标准建设了国文系和历史系，后来还推动成立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以此来保护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并将燕京大学建设成了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一流的学术重镇。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相继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将教会学校尤其是作为代表的教会大学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许多本土知识分子将教会大学视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大多数教会大学都采取了保守和防御的姿态。司徒雷登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他没有站在中国社会舆论与民众的对立面，而是顺应时代潮流，对燕京大学实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他明确提出，燕京大学不能仅仅是一所“西方人在中国办的学校”，而必须是一所“彻底的中国大学”。
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采取了一系列“中国化”措施：率先向中国政府注册，使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教育体系内的合法成员；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发挥更大作用；加强中国文史科的教学；改变宗教教育的强迫必修性质，宣布宗教课程不再是必修课；燕京大学师生也不要求必须参加礼拜……这些改革措施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却正是司徒雷登对中国文化尊重的最有力表达。
司徒雷登的办学思想，最为凝练的表达是他为燕京大学确立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一简洁的表述取自圣经的精神内核——教育是为了认识真理，真理方能使人自由，而这自由不是成为人上人、驱使人的自由，而是服务他人的自由。
燕京大学的校歌也值得留意。燕京大学校歌中有这样的字眼：“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其中“如琢如磨”这个词语出自《诗经·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校歌歌词的作者赵紫宸将这一来自中国古老诗歌的意象，融入对大学精神的表达之中，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融合的象征。司徒雷登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首校歌的词曲创作，但作为燕大的灵魂人物，校歌的每一个音符和每一句歌词，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层联系。
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校园所做的设计，同样承载了深刻的文化用意。他曾说：“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办学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在筹建燕京大学时，司徒雷登坚持校舍必须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
客观来说，作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远比作为传教士和外交官的司徒雷登更为成功、也更为令人印象深刻。
04.
“文明无国界”：超越中心主义的思想眼界
如果有人认为司徒雷登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因此才会对中国文化怀有极大的认可和尊重的话，那实在是小看了司徒雷登。
当我们追溯司徒雷登的一系列言论，会发现一个贯穿他一生的人生主线：他追求的是一种人类文明可以相互对话、彼此成全的愿景。而对一切以民族、地域、宗教划界的高墙，他都怀有深刻的警惕。
司徒雷登这一生见过许多中国名人，其中也有不少军政界名流。在与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一次会面中，这位出生于山东的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带着几分耿直的个性，向司徒雷登问出了一个极其直白的问题：“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中国教育中国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很容易怎么回答都是错的。司徒雷登的回答是：“文明无国界，文明属于国际。如果想要对彼此的文明有更深刻的认识，就应该将全世界的文明汇聚在一起。携手中国传统文化一起努力开拓出新的文化是我们的目标。”
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在一个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欺凌中国记忆犹新的时代，他没有采用诸如“我们来帮助你们进步”这样傲慢的说法，而是选择了“文明汇聚”这个谦卑而宽广的词汇；“携手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取代，不是改造，而是携手共进。
05.
司徒雷登的晚年与最终归宿
1949年8月2日，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动荡中，司徒雷登离开了他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中国返回美国。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病逝，享年86岁。
他生命中最后的这13年，充满了落寞与病痛。1949年8月回到美国后不久，司徒雷登就在同年11月突发脑中风，导致严重偏瘫和失语。因此，他生命最后的这13年几乎都是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的。当他晚年卧病在床时，仍然常常回忆起儿时西湖的景致和杭州的弄堂。
在司徒雷登晚年照顾他的，是他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以及傅泾波的家人。这种跨越国界和血缘的师生情谊，本身就是他对中国文化中“尊师重道”与“忠义”互动的最好回馈。
对于一位将毕生精力倾注于中国教育与灵魂关怀的传教士和教育家而言，他晚年的凄凉似乎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然而，更加令人动容的，是他留下的遗嘱：他恳求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与爱妻艾琳葬在一起，和那些中式的飞檐斗拱和未名湖的湖水永远相伴——艾琳自1926年病逝后便长眠于燕园（今北京大学校内）。
“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对司徒雷登而言，这句话不是一句抒情的修辞，而是一个灵魂在上帝面前对自己地上归属的最终确认。虽然是在美国——他法律意义上的祖国——去世的，但他所思所想的，一直都是真正的祖国：中国。他的心，至死都留在了那片他为之流血、流汗、流泪的东方土地上。
因为种种原因，司徒雷登的骨灰最终也没能进入燕京大学的校园（今北京大学校园），但杭州却以“司徒雷登故乡”的身份接纳了他。
杭州，这座承载了司徒雷登所有童年记忆的城市，在司徒雷登去世半个多世纪后成为了他最终的归宿。2008年，经过多方磋商，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他的墓碑上除了名字和生卒年份之外，只铭刻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这几个字。
司徒雷登，这位上帝的仆人在他生命最初开始的地方找到了最后的安息，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循环的圆满，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他这位“异乡子弟”的接纳。
2026年4月22日，杭州半山安贤陵园，雨水淅淅沥沥。当我来到司徒雷登墓地的时候，发现明显之前有人拜访过这里——墓碑两边有人摆放了花圈，一本圣经放在墓碑下首。无论是花圈还是圣经都是中国人放的——花圈上用中文写着对司徒雷登的感谢；圣经是中文和合本，这个版本司徒雷登生前大概读过。
有人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还好，在这个司徒雷登为之付诸一生的中国，还有人记着他。
END